原标题：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看台湾软件产业机会：大胆定义未知，才能超越硬件思维
一手催生出微软AI语音助手技术Cortana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图片来源／iThome）
“你的客户在哪里？市场是什么？”这是台湾IT部门、软件新创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但这位一手催生出微软AI语音助手技术Cortana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却直言：“这么问就是一种‘硬件’思维，而不是‘软件’思维的思考角度。”
“硬件和软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杜奕瑾强调，软件要成功，得经历多次尝试和错误，尤其“需要勇敢地作梦，大胆地定义还未有明确定义的事物。”
就像堆积木游戏，若各式各样的技术（不论软、硬件）或零件是一个个积木，软件思维的作法是想像出一座城堡作为目标，想办法运用手上的积木，不限定什么积木类型或数量，就算特定一种积木用完了，也可以随时改用其他积木来取代，“只要最后能够盖出这座城堡就达标，不论用什么技术或元件，软件人都可以。”杜奕瑾表示。
但硬件思维则截然不同，同样要盖好一座城堡，硬件思维考虑的是尽可能运用到“更多”积木，或是让同款积木可以“多用”一些。
硬件思维往往是追求明确的获利，这个差异往往也造就了台湾的“工匠精神”，先由他人提供明确的产品，台湾再依照指示来完成。但是，“软件思维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设想人类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软件、产品和技术，再试图用各种方式来解决，过程中必须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说。
以路口常见的监视器来举例，软件角度的思考是，低阶摄影机可以满足，就不需要高阶摄影机，但硬件思维则是会思考，做出什么样软件才能让高阶摄影机卖得更多。
杜奕瑾引用Google云端人工智慧与机器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软硬件思维的差异，“视觉从眼睛开始，但真正发生却是在大脑”，眼睛就像是硬件，只是用来实践“视觉”的过程，让大脑能够“看见”才是软件要解决的目标。“硬件思维是为了硬件本身（如卖出更多硬件），而软件则是为了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强调。
软硬件思维不同应独立运作，软件注重解决问题
回到摄影机的例子来看，全世界已有非常多的监视器硬件商相互竞争，想要卖出更多高阶摄影机的市场机会不多，但若从软件角度来看，不论使用哪个厂牌的摄影机都可以，只要能实现“电脑视觉”就可以解决问题。
也因此，他认为，从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发展机会反而多到做不完，像是如何即时发现偷窃行为、如何用来分辨工厂产线上产品的良率、如何用帮助农家快速分类小黄瓜等。
不过，在台湾，较少企业愿意投资软件，拥有创新思维的软件人在公司想创新时，也常常面临获利考量的问题，但杜奕瑾认为，需要给予软件公司勇于尝试的机会，就像他在微软开始开发Cortana时，也是从这个简单的想法出发：“希望未来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语音助理”，当时尽管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微软却愿意持续开发与投入，后来才成为微软旗下上市产品的特色之一。
为什么台湾不太重视软件呢？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杜奕瑾发觉，正因为台湾硬件产业享誉国界，成为台湾非常强大的优势，反而让大家误以为高科技就是硬件，再加上高科技政策都由这群硬件成功人才来制定，更助长了这样的硬件发展，但即使台湾硬件产业非常成功，他认为，不代表台湾只能发展硬件。
虽然“软硬整合”是目前当红口号，硬件商相继宣布投入发展软件，而软件商也扬言开始做硬件，但杜奕瑾指出，台湾的氛围一直是“硬件人要懂软件，软件人也要顾硬件”，可是，这样的模式反而拖累彼此，“软件硬化或是硬件软化，都不可行。软硬件要彼此独立运作，而互相尊重才行。”他呼吁。
杜奕瑾更提醒，若是台湾不在软件上创新，不敢去定义未来，即使目前硬件产业再成功，也得面对低价竞争的风险，“若我们不能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只能任由别人来定义。”他说。
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若是台湾不在软件上创新，不敢去定义未来，即使目前硬件产业再成功，也得面对低价竞争的风险，若我们不能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只能任由别人来定义。
台湾其实很多软件人才，但软件业缺少社会和政府重视
不少人不看好台湾的软件发展，杜奕瑾认为，关键是台湾人的思考方式，和国际软件人的思维很不一样，“现在软件人才到世界各地，都受到非常高度的重视，但在台湾却不是。”他指出，各国企业纷纷重金挖角软件人才，反观台湾却是盛行“工匠精神”，并非创新的精神。
“在我的年代时，主流就是医生，”杜奕瑾表示，在大学选科系时，当时社会氛围都鼓吹厉害的人就是当医生，“这是用过去成功经验来教育下一代，用过去来规范未来的路怎么走。”他不否认过去成功的经验很可贵，但是，“未来并非一定要按照过去的模式才能成功。”
他指出，台湾不够重视软件公司，多半得等到这些公司从国外红回来，大家才慢慢地知道原来台湾也有这么优秀的软件实力，像是台湾的多媒体影音软件CyberLink、趋势科技和不少游戏软件公司都是如此。
可惜的是，因为台湾没有软件产业，导致台湾优秀的软件人才都在国外，台湾资讯系学生毕业后的第一优先也是出国，甚至是他回来成立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时，还是有很多人问他：“国际大厂Google和微软都在做了，你要做什么？”或是质疑台湾的AI市场在哪里。“这样的氛围和观念，让软件创新人才不敢大胆地尝试。”他说。
“台湾没有技术能力，没有创造力吗？”他摇了摇头，不同意这个问题。他认为，台湾开发的软件足以与世界匹敌，像是1995年，他在台大创立的PTT，以及当时火红的台湾搜寻引擎蕃薯藤，都有世界级水准。2006年才对大众开放的脸书，其知名的“按赞”功能就是PTT的“推文”，但“台湾其实早在20年前就有这个功能！”他说。
或像他在蕃薯藤团队任职时，中国知名网络公司腾讯就曾找蕃薯藤合作即时通讯软件QQ，连Google当时来到台湾，也认为蕃薯藤是非常有价值的公司，“当时台湾与这些世界级公司不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是他们将台湾当先驱！”他骄傲地说。
可惜的是，明明台湾在很多领域都是领先全球，随着全球快速成长之际，台湾的社会和政府却没有看出这些软件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性，“没有机会将这些优势组织起来，变成集团式的经营。”像韩国推动游戏产业时，不只将游戏引擎卖到世界各地后，甚至授权到其他国家发行时也进一步成立当地的子公司，在一个地区获得成功后，就不断地将这样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全世界，还经常举办世界级的游戏比赛，“韩国真的把游戏产业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商业模式。”他说。
AI才刚起步，台湾要发展AI仍有很大机会
当全世界都积极发展软件产业，而台湾软件人才也确实不少，可是，台湾企业还是不敢大胆投入软件开发，一种说法是，台湾市场小，没有能力发展新兴技术，杜奕瑾反驳：“市场小不是问题”，例如曾经红极一时的手机游戏愤怒鸟，来自芬兰的游戏公司，但芬兰人口只有500万人，比台北市和新北市加起来的人数还要少。或像新加坡人口也比台湾少，却还是很积极地发展新兴的技术与应用。
大数据风潮出现后，另一个影响企业投入软件的因素是资料量不足的问题。但杜奕瑾指出，大家会以为AI技术需要的就是现在既有的声音、影像和文字资料，但是其实，人工智慧的主流是能够协助人类做决策，也就是说，企业需要收集和分析对象是新数据，而台湾拥有世界顶尖的的IoT设备，却鲜少有人善用IoT设备产生的数据，来发展出令人惊奇的人工智慧新应用。
尤其，杜奕瑾认为，AI现在才刚起步，很多产业的作业流程都需要重新定义，光是过去两年，AI技术就翻转了不少既有的运作模式，例如海关通关稽核，现在多半都由电脑运用人脸辨识技术来取代人力，房屋买卖时也不像过得找房仲估价，现在则是直接登入估价网就能查询AI计算后的估价结果，甚至，在金融和保险业也出现了AI改变原有运作模式的迹象，他建议：“台湾要抓住这次的AI机会，勇敢地定义未来。”文⊙何维涓、王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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