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8年度最具收藏艺术名家：周亚鸣 推荐
艺术简介
周亚鸣简介,1957年生,镇江人,198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1992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研究生课程班,199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二期中国画名家研修班。现居北京。中国当代文人
画家
。《中国美术史全集》隋唐巻撰稿人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援。
著有《生动辩》、《中国画的文人化道路》、《当代中国画品评标准》、《天眼观色》、《笔墨解码》等文论。
《浅吟图》36.4×75.6cm2015年
笔墨解码
1编者按:对中国画笔墨的思考与讨论在画界常来已久,尤其在当前对此更为关注,现状几乎是各执一词,理论家说理论家的,画家说画家的,一方面是理性认识之说,另一方面是感受实践之说,但却少有从理性认识到笔墨感受两者结合,都能理析的透彻明了之说。画家周亚鸣结合人个长期勤于思考的艺术实践,从笔墨生态、笔墨原理、点划世界三方面对笔墨的问题,从中国画承载的人文原理性上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和理解。站在传统文化本质意义的认识高度,阐明了作为具有中华文明人文符号——笔墨的内质。在我们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尊的今天,这篇文章无疑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作者在写完此文后不计稿酬,第一时间寄于编者,实为君子之意,故特此刊发,以飨同道。
当今,要想了解中国画的一切努力,几乎最终都要伫立于“笔墨”这块数千年巨大且古老的石碑前冥思苦想,不是每个人心愿如此,而是不得不在它面前驻足。因为它是解开中国画秘码唯一且必须的锁钥。
当前有两组观念误导着学界,使得人们口中喊着“芝麻开门”却在外围兜着圈子。第一组是:“守住笔墨底线”与“笔墨等于零”;第二组是:“生机就是笔墨”与“西方也有笔墨”。第一组观念的缺失是明显的,那就是当他们在论述笔墨的时候,其实笔墨已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任何静止、孤立,排它性的认识都与其认识的对象无关,只不过是某一利己心的投射而已;第二组观念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他们承认“笔墨”。但这是虚假的。因为对于生机而言,没有人文范畴的限定就不会有稳定而合乎常理的结论;“西方也有笔墨”说,表面肯定笔墨的“普世性”,实质却更加彻底地对“笔墨”这一特定的中国观念进行了消解,原因是将“笔墨”偷换成了“笔触”。而“笔触”的本质只是肌理的别称而已。
《青山草猩》49.5×75.1cm2015年
一、笔墨生态
我们若想理性地观察笔墨的真身,必须要看一看若干年来它所处在怎样的一个文化生态中。只有当我们了解其生态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窥测到它的真相。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是一定要在具体完整;运动和变化中才能认识或把握认知对象的。这就叫“格物体性”。
譬如说对“真实”的看法,大多西方观念或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当然地将“真实”与“实在”相等同,他们的认知途径叫“实证”;而中国古人却将符合“天理”的实在作为“真实”的当然法则,并将其以原理同一性的方式“人化”为伦理秩序;因此,在“真实”的背后有一条“合理”(天理、伦理、真理的同一)原则作支撑。以“合理”的秩序化本质作标准,对“真实”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中国人于其在说“真实”时,不如说“合理”;于其说真实的客观性时,不如在说对“真实”的再认识和再选择。这才是“真实”的真身。这一过程一定是在“众物”的比较之中,如天时、地理、人伦的诸多因素的“真实”。《大学》中说:“事有终始,物有盛衰,可谓近道。”这就是中国人一定在生态中、运动变化中体认事物的“真实”性的方法。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历史不是档案”,“文物不是故物”。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真实观是建立于人文共识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我见故在”的个别实在。
观察中国历代画论,发现中国古人对笔墨的认识大致只限定在“法式”的范畴内加以讨论。当然也有许多认识也将其与人心,人性相同一,但大都只作为一种人文价值加以肯定,如“人品即画品”与“六籍同功”、“一画开天地”、“心画说”等等;具体到“笔墨”神圣性时,大概也不超过“书画同源”、“河出图,洛出书”等范畴。对于今人而言,这些论述不是过于空泛,就是过份神秘。为何如此呢?
中国文明发展的生态一直是完整流动的,就如同鱼儿从不曾怀疑水的存在一样,更不会争论水倒底好不好,水是什么?问题关键的是在水里如何更自在;帮助人们更自在的手段叫“法武”,所以古人只在法式中详论笔墨。
现今,水开始变质了,有酸、碱性水、有纯净、污染之水,甚至有人主张鱼儿上岸了,人文的生态——“水”,从此倍受关注。
《秋老图》48.9×74.9cm2015年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不乏生态的变动,但这种变动因其历史悠久;体量巨大以及其调适能力超凡而从未威胁过文明的信心。如对佛教、伊斯兰教,西南各地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容纳和同化和对蒙、藏、金、清等各历史时期具有巨大军事能力的民族的包容,同化,整合的能力,而其核心人文价值就是“人同伦”。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生态建立是以各民族文明的融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也影响和规范了亚州地区国家的文明秩序,这是中华文明自信的来源之一。
但是,从1840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坚船利炮和强大的工业文明前第一次开始动摇。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还有更早的魏源,林则徐等清朝中兴名臣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实际上是被迫的文明防御性策略,虽然它是以洋务运动为标识向西方学习的最初态度,但更是文明自信的首次动摇。
1911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采取文化上的主动殖民的开始,以“新生活运动”和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标志的主动西化导致对“文明主体”的全力扬弃,它们是不分党派的。以鲁迅先生的态度最为激烈,鲁迅除了将中国历史说成是吃人的,而且他更不主张青年人读中国书,大有恨不生为洋人为耻。自古以来,中国的地方士绅就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他们实际上几与朝庭共管天下。(宋以后更为强化),皇权主导的官场最多时官员也未超过三万人,但在朝庭的政策主导下,地方士绅通过宗族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同时与佃农,自耕农结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同样的模式,依循相同的以血亲为核心的人伦纽带,展开为国家社会而无处不在的秩序。在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人伦规范下,每个人所处的小生态的不同而具有或大致相同的思维模式和不尽相同的行为方式;同时又统一在同一文明的标准之下,民国时期的城市工业化将地主士绅大量吸入城市,同时也将农村资本尽可能地转化为工商投资。因此农业和农村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城市变成了各不相同的投资与投机家的天下,城市初步建立的管理系统,是引进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它管理着往昔中国农耕社会的管理者。可想而知其中的不适有多严重。因而城市实际是由政府机构与黑邦社会实施共同管理(上海就是典型)被管理者是过去由朝庭与宗族管理的离地农民和昔日的管理者——地主士绅。这种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渗杂无序,是中国文明“解纽”的第一波浪潮,既由宗族管理的“熟人”社会,转化成了无序化的“生人”社会,广袤的农村因宗族的极度被削弱,农业经济的渐趋萎缩,离地农民大量产生和盗匪的猖獗,它们之间的恶性互生加速了农业社会的崩溃,这给政治投机家留下了军阀割剧的巨大空间,同时也给“阶级斗争”学说的殖入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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