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西合璧”是中国画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推荐
作者:黄丹麾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三只梨(中国画)上世纪
50年代林风眠
中西绘画本来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二者很早就纠缠在一起。南北朝时期,张僧繇吸收了具有西域犍陀罗风格的凹凸画法进行壁画创作,创建了
“
张家样
”
;唐代的尉迟乙僧对凹凸画法的运用也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并运用铁线描加凹凸法,创作出了具有立体感与空间感的降魔图;晚于尉迟乙僧的吴道子在画人物画时也运用了凹凸画法,巧妙地从物象外轮廓向中间由深渐浅地着色,使画面顿时出现高下错落、阴阳分明的艺术效果;龚贤运用皴法形成明暗、向背、阴阳,最终独创出
“
黑龚
”
图式;黄宾虹六十岁以后的贵池之游使他从新安画派的疏淡清逸,转向学习吴镇的黑密厚重的积墨风格,并参照西法,以此为转机,开始由
“
白宾虹
”
逐渐向
“
黑宾虹
”
过渡,形成了厚密黑重、浑厚华滋的风格。
较早地主张以西式画法对中国画进行变法的当属康有为。可以说,康有为开启了中国画
“
西化
”
的序幕。到
1918年,陈独秀明确提出了“
美术革命
”
的主张,他认为只有输入西方的写实主义美术,才能使
画家
的个性得到解放,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这才是中国新美术的方向。
而较早实践中国画
“
西化
”
的中国艺术家当属
“
岭南画派
”
,其代表人物是
“
二高一陈
”
。岭南画派用西方绘画和日本绘画的色彩、技法来弥补传统中国画中的水墨画法,在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启发了锐意革新的美术青年,徐悲鸿和林风眠年轻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岭南画派的影响。徐悲鸿在改造中国画方面,重视吸收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构图的技巧与法则,将其注入到中国画的创作之中,这在他的《九方皋》
《愚公移山》等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林风眠也很早就看到了传统中国画的弊端,反对中西艺术的对立与相轻、相斥,而是要调和中西,打通中西,实现中西的完全互融、合璧;他对传统中国艺术的吸收,避开了元、明、清文人画的基本模式,不强调以书法、笔法入画,将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宋元瓷器、民间的剪纸、皮影与马蒂斯、毕加索的构图、色彩予以调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
“
林风眠格体
”
彩墨画。
除了徐悲鸿、林风眠以外,刘海粟也在中国画
“
西化
”
的道路上进行了探索。刘海粟是在
“
五四
”
新思潮影响下最早学习西方美术的现代中国美术家之一。他的艺术注意主观内在的表现,而不拘泥于物象外形的再现
,讲究新奇的构图、雄健纵横的用笔和大胆泼辣的色彩,力图沟通中西,创造既有民族性又有现代性的艺术,这种努力为他以后的中国画创新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画
“
西化
”
作为一种中国画创作路向始终没有停止,蒋兆和、李可染、田黎明等艺术家继承前人的衣钵,继续探索中国画与西画如何进一步融合、共生,进而将中西两种绘画体系中各自的优长加以整合,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画力作。
继承徐悲鸿遗志的是蒋兆和。蒋兆和学贯中西的代表作《流民图》
,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于一体,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构全新的笔墨技法,由此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使中国的水墨人物画由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迹化转换为表现人生、人性,表达人文关怀,呼唤仁爱精神的载体。李可染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入到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他探索
“
光
”
与
“
墨
”
的变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
黑
”“
满
”“
崛
”“
涩
”
是其艺术的特色,这为水墨世界开创出新的格局。
沿着李可染所开辟的路径继续前行的是田黎明。田黎明的人物画中充满了阳光、空气与水,他经常强调要
“
接受自然的照射
”
,阳光在他的画面里不仅起到了分布明暗、结构位置、渲染氛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光与影的变幻与笼罩之中,使我们获得一种透明清亮的精神状态。在田黎明绘画风格的形成中,确实受到过印象派绘画的启发,但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画家是
齐白石
。田黎明的画虽然有创新,但还是中国画。光的引进是对传统的没骨法的丰富和发展。田黎明的绘画从没骨法来,但引进了光的因素,因而营造一种空灵的意境,使得画面愈加朦胧。
作为中国画的一种创新路径,
“
国画西化
”
这一模式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对中西两种文化都有较深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集两种文化艺术优势于一身的新型文化艺术。其二,必须是以中国画为
“
体
”
,以西画为
“
用
”
,决不能本末倒置或平均使用。其三,以中国画的文化、审美精神为核心,适当地吸收西画的艺术技巧,可以将二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西方艺术自印象派以来,也开始注重
“
写意
”
与表现;中国艺术自
19世纪以来,开始由“
写意
”
向
“
写实
”
发展。自此,中西两种艺术开始逆向地交汇,并最终彼此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西文化艺术的频繁交流,中西艺术的互渗、互溶、互补、共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见,
“
中西合璧
”
是中国画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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