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互联网+”还是“博物馆+” 推荐
“互联网+”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的业态将发生变化。博物馆应以国家文物局实施的《“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为纲要，做好信息内容的“生产”，实施跨界融合传播，建立更为多元的绩效评价体系，协同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同时重视博物馆的伦理道德，将博物馆事业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新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各行各业创新发展不得不提的巨大引擎。在宏观经济领域，以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腾讯公司（Tencent）
三大
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翘楚俨然已经成为新经济成功标杆；在微观的工作生活中，微信、支付宝、滴滴、摩拜等“互联网+”应用亦全方位悄无声息的融入了人们的各种活动。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让各行各业都似乎看到了像文艺复兴般的光芒，而博物馆在“互联网+”大背景下也将萌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博物馆应热情主动张开怀抱，拥抱“互联网+”，思考跨界融合、创新发展背景下博物馆或将迈入一种新业态，这也应是博物馆人对“互联网+”跨界融合进一步思考的初衷。
“互联网+”格局下，博物馆的新业态
博物馆的业态一直在不断变化。这点从国际博协的定义发展可以反映出来。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维也纳通过了经修改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取代了原来的“物证”。
对于博物馆及博物馆学的研究有许多，笔者一直以来忠实拥护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冯·门施的理解，早在1994年，他就提出了“博物馆学属于信息科学。”<2>他认为“博物馆物”是信息的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是信息的管理者，文物征集是信息的收集，文物保护是信息的保护，文物研究是信息的挖掘，陈列展览和教育是信息的传播。
信息科学理论不仅适于物质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适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发展，使“博物馆学属于信息科学”这一表述越发显得直观和全面。
对于信息传播，我们已经领略到“互联网+”时代极其迅猛的传播速度和呈指数爆炸增长的受众数量。既然博物馆学属信息科学（Informationscience或称信息学），博物馆是信息的管理者，那么我们将不难理解为何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博物馆意味着划时代的革命。那么在这样的新格局下，博物馆的新业态是怎样呢？
首先，博物馆信息消费模式已改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上国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等因素，博物馆的消费模式发生了至少以下几点变化：
其次，博物馆的边界愈加模糊。从信息学的角度，信息传播成为了博物馆的首要工作。信息传播没有围墙的界限，甚至没有时空的限制，“博物馆+互联网”“博物馆+学校”“博物馆+媒体”均有成功案例，甚至“博物馆+媒体+互联网”复合体也具极成功的应用。
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实施了先台后网再院线三重播放途径的复合，取得了巨大成功，电影版的票房突破500万，其中在B站的爆红功不可没。冲出博物馆的院墙，传播中华文明，应成为我国博物馆新的突破口。
在“互联网+”的新业态下，博物馆的新策略
应对新的业态，从信息学的角度，博物馆应对新业态应具备以下一些新的策略。
1、内容为王，须以工匠精神做好信息内容的“生产”
从信息学的角度，博物馆的核心资源，就是信息内容。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所蕴含着的历史信息和文明信息（也有称之为“知识”，博物馆为知识传播机构）。
博物馆的工作，就是把这中间的历史信息保管好，采集、破译、解读出来，并传播给合适的受众。
“互联网+”不是万灵药，内容依然为王。须强调的是，尽管“互联网+”强大和高效，但毕竟只是平台和手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博物馆来说，平台和手段即使技术再先进，若其目的不是为了传递观众所需要或感兴趣的知识或信息的话，再么只是无谓的炫技，对于博物馆的宗旨来说毫无意义。
技术总在不断发展，受众对新技术的新奇感稍纵即逝，无谓的炫技也难言有持续的吸引力。因此，对于博物馆而言，做好内容，是必然的前提和基础。
另外，对于博物馆来说，面对的观众素质在不断提高、随之对博物馆公共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博物馆面对这种局面，首要的前提是做好信息内容的“生产”：
一是做好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文物价值信息的解读。
二是挖掘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简单标注文物多长多宽、什么年代是枯燥无味的，人们真正想知道的是，那件文物那个时代，文物背后发生过什么故事。甚至不仅是历史，有时候文物的流转、保护的历程也是很好的故事。但无论做好研究也好，做好故事挖掘也好，这样的工作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能是潜心伏案，所需要的是工匠精神。
2、实施跨界融合的新传播
作为博物馆观众的纽带，信息传播至关重要。对于信息传播来说，“互联网+”固然是非常好的一种助力，令这个通道更加的宽广高效，然而也意味着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信息大爆炸和碎片化时代对信息传播的干涉和破碎。在这种新的传播的形势下，势必需要新的表达和新的语言。这些新的手段主要在两个方面呈现。
（1）陈列展览的跨界融合
对于博物馆，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基本陈列和展览，因此陈列展览对于博物馆信息传播最为重要。一个好的展览必须有良好的主题内容表达、艺术美感呈献和空间视觉体验。
为了丰富展示形式和手段，近年来陈列展览一直以来是跨界融合的产物，平面艺术、空间艺术、灯光艺术、多媒体、自动控制、游戏动漫等均被融入到展览当中。现又增添了许多“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元素，尤其是通过手机的应用，像二维码、导览App，甚至VR、AR等。这些“互联网+”的融合，不仅大大拓宽了信息传播的通道，也迎合了当前人们已形成的超文本链接的网络浏览方式和体验式的参观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陈列展览同样也能超链接。用展览中的多媒体终端和观众手中的手机，通过点击互动、“扫一扫”或“摇一摇”，打开App应用或VR、AR应用，既可将展线和版面上放不下的内容充分延展，又可把信息获取的主导权还给观众，甚至实现互联网分享和离场浏览。
（2）新生媒体的跨界融合
由于病毒式传播的特点优势，以微信、微博为主流的社交媒体无疑是信息传播的利器，加上客户端等，这些新生媒体在博物馆的信息传播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展到现在，已经感觉不到这些新技术、新媒体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有什么跨界的感觉。
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博物馆，我们已经见到新生媒体的成功应用和巨大影响。但我们也看到，社交媒体这些新生媒体的门槛并不高，但为何许多博物馆在努力却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呢？答案就在于融合。
在这个信息的高效时代，人们希望高效的获取信息，形成了碎片化的信息获取习惯，注意力很难持久，而移动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另外，由于处于信息大爆炸式的环境下，要在浩瀚的信息空间里突出自己，博物馆尤其应该专注于如何有效进行信息传播。那么如何进行呢，就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新的融合。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学习网络语言，做合格的“标题党”、“图片党”，要“萌”起来，要与“亲”们多交互。
但另一方面，这样新的语言及表达一定要与我们的文物、历史等核心信息资源相融合，否则就是空洞低俗、故弄玄虚、甚至毫无底线。
成功的案例中无一不是成功充分融合的典型，如国家博物馆的微博、微信、虚拟展厅、“文博任我行”App等，故宫博物院的《胤禛美人图》《雍正行乐图》《皇帝的一天》等，广东省博物馆的微信导览等。
除做好内容融合外，线上线下的融合也是成功突出的关键，通过博物馆线下服务与线上信息的相融合，通过关注、点赞和信息互动，提升服务的同时大大加强了“顾客”的黏度。
3、应建立更为多元的博物馆绩效评价体系
对于如何对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博物馆等事业单位进行绩效评价，一直以来都是艰难的课题，在此也并非对此论证，在此要论述的是，在博物馆绩效评价体系中，应该在信息学这个角度增加绩效评量。
要关注博物馆所管理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新增了多少信息（文物征集）、挖掘多少信息（研究），传播了多少信息（展览或媒体）。
▲图片@网络
不仅要关注博物馆的直接参观受众有多少，还须关注网络访问有多少、点击有多少、新媒体关注有多少、其它传播方式的受众有多少，这些方式的传播效率及效果怎么样。总而言之，对于一个跨界融合的新业态，需要一个更为多元、集成的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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