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与经济危机——重新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洞见

2015-12-05 20:15:18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cic石头 | 编辑：小柯

原标题：自由放任与经济危机——重新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洞见

作者新浪微博: @眼镜起雾侠(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发生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始终是近代经济学家们关注的话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个事件直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刚刚卸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曾经这样形容过大萧条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如果你想学习地壳运动，你需要研究地震，而不是一般的地质震颤。”的确，这是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们来说，大萧条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地震”之一，没有一位合格的经济周期学者会忽视这个最重要的事件。

在大萧条过去之后，有一大批学者开始反思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政策，他们普遍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和当时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托不开干系。其中，主张完全自由市场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更是成为许多学者攻击的对象。着名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形容奥地利学派（更准确地说，弗里德曼是指以哈耶克和罗宾斯为首的“the London School view”，也就是所谓的伦敦学派，因为当时哈耶克和罗宾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经济周期理论：

“他们（指哈耶克和罗宾斯还有其他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认为大萧条是一个由先前繁荣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切试图阻止价格和工资下跌以及阻止公司破产的政策在他们看来都是在使得危机加重。他们认为唯一合理的政策就是让危机自生自灭。”

其实弗里德曼的这段描述大体上是准确的，但奥地利学派并不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让危机自生自灭（见下文）。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其实可以用一个小比喻来说明，即：一个人在喝下美酒的时候就注定了接下来他会进入醉酒的状态。对于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而言，美酒就是“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政策制定者试图继续使用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那就相当于是“用喝酒的方式来醒酒”。所以这就是为何奥地利学派反对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使用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正如许多人知道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经常被人称作“宿醉理论”。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奥地利学派并不认为经济萧条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理论更贴近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奥地利学派认为由储蓄驱动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而由信用扩张所带来的虚假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更是把拖延经济危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奥地利学派，他曾在一个访谈里这样说：

“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对这个世界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害。如果我们穿梭回1930年代，那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这时你有这些奥地利人（指哈耶克）坐在伦敦说：‘你得等经济触底，你必须得让经济自己治愈。你什幺都做不了，任何你做的都会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糕...’我想，奥地利学派对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害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和英国鼓动这种无所作为的政策。”（参见Epstein 1999）

简单的说，弗里德曼是把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归类于那些主张“无所作为（do-nothing）”的学者的行列中。这种“无所作为”的主张，在当时被称作大萧条时期的“清算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常常在主流媒体上用“清算主义”来形容奥地利学派的主张。

关于奥地利学派与“清算主义”，笔者在这里主要做以下四点澄清。

第一，奥地利学派并不主张“清算主义”式的人为通缩的货币政策。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主要质疑的是那些试图“重启通胀”的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事实上是造成大萧条的直接原因。反对“重启通胀”并不代表奥地利学派认为人为的通货紧缩是一方良药（这点在下文会有说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经济衰退是一个照片重新分配的过程。在大萧条来临之前的“狂欢”造成了太多的照片错配，比如，太多本不应该被兴建的房屋被建起；太多本不该拿到贷款的人拿到了贷款；太多本不应该在某些岗位上工作的人得到了那些工作，等等。经济照片是有限的，当大量的经济照片被错误的配置，一个重新分配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公司破产倒闭，许多人流离失所，许多新建的楼房空无一人，许多人丢掉了工作。正如我们看到一个酒醉的人在那里呕吐不止，生不如死。如果我们追溯造成他难受的根本原因，难道不是因为他在之前的狂欢中滥饮而导致的吗？同理，这些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在奥地利学派的眼里就是由之前的货币狂欢导致的。唯一能避免惨剧发生的手段就是避免更多的“货币刺激”或者是“通货膨胀”。

第二，在财政政策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始终强烈反对政府制造的就业机会。因为这样的就业机会事实上把更多的稀缺照片导向那些低效的行业，对于本就处于萧条的经济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比如本在“人为繁荣”时期就过剩的基础建设项目，房地产项目，等等。在这个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学者的确支持“无所作为”的政策主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奥地利学派的框架中，就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们不是因为就业而就业，而是通过就业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把手段和目的混淆，是经济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确算是在当时主流经济学界稍有名气的经济学者。但这并不代表哈耶克和罗宾斯参与了任何货币政策的制定。正如哈耶克自己在1979年所说：“我觉得我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在繁荣时期曾宣扬了40年，让大家防止将会到来的经济危机。可是在繁荣时期，没有人听进我的话。”

第四，有大量的证据标明，胡佛总统和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所谓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点事实上与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教科书的说法是相反的。而事实上，胡佛总统无论是在言辞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跟“自由放任”没有关系。他和大多数政治家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干预主义者”。（推荐阅读《美国大萧条》）

延长大萧条的原因

如果奥地利学派不是延长大萧条的“凶手”，那是凶手谁呢？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大萧条的成因和对策的研究是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根据伯南克2013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他写道：“当时美联储施行的‘Real bills doctrine’，直接导致了政策制定者在繁荣时期实施了低利率和低借贷成本的货币政策，从而造成了这些政策支持了那些无果而终的项目。”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当时的美联储实施的是一个近乎具有完美弹性的货币供给。正如伯南克在那篇论文中阐述的：“当商业行为上升的时候，美联储会尽量满足那些行业的流动性需求；当商业行为下降且信用需求下降的时候，美联储会降低它对经济系统的流动性供应。”这事实上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即美联储的货币供应事实上是“顺周期的”，也就助长了周期性波动。舒瓦兹和弗里德曼也曾经表示过那样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无限制的货币供应量”，无论是上限还是下限。

这样具有完美弹性的货币供应，最直接的结果是使得利率这一关键指标失去了本应该有的功能。在经济进入非理性繁荣阶段之前，利率本应该上升（用奥地利学派的话说就是，这时的利率事实上起到一个类似“刹车”的作用），借款人或者投资者认识到借贷成本的上升，使得他们需要更小心翼翼地审视自己的投资项目。比如，这个项目的预期回报是否能够抵消各项成本？最直接的，这个回报是否能够抵消资金成本？当利率不能够自由浮动，这一信号就无法准确地传达至投资者。假设一种情况，美联储制定的利率是2%，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也许是3%，而事实上市场利率已经是5%。结果就是投资者被美联储的利率所误导，投资了注定无法收回投资的项目。

美联储在大萧条时期由于实施了这种顺周期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大萧条来临之前的繁荣变成一种非理性的狂欢，更延长了狂欢后的痛苦。当大萧条来临，正如凯恩斯所认为的那样，面对不景气的商业环境，许多投资者会缩减他们的投资，许多消费者会因为不确定的未来而增加储蓄，这时利率本应该下降，而正因为美联储糟糕的货币政策，这时的利率还依然保持在相对的高位。高资金成本使得投资者削减更多的投资，高利率使得储户增加了更多的存款，减少了更多的消费，经济于是跌入了万丈深渊。

这才是大萧条得以延长的根本原因。火上浇油的不是奥地利学派的主张，而是错误的政策。市场没有失灵，失灵的是政府。很多学者认为大萧条被延长的原因是美联储实行了过紧的货币政策，其实这种看法并没有错。奥地利学派的洞见则更多的集中在造成这种“过紧的货币政策之原因上”，也就是：应当让利率发挥它的作用，抛弃“Real bills Doctrine ”, 回归金本位。可贷基金市场与其它市场一样，利率在可贷基金市场中的作用就是协调投资和储蓄的配置。

很多人也注意到，一些主张是货币政策应当是逆周期的。也就是说，当货币需求增加，对于政府来说，应当减少货币供应；当货币需求减少，商业活动下降，政府应带增加货币供应。正如第九任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开的玩笑那样，他说：“美联储的职责就是在派对开始之前拿走大家的酒杯。”而事实上，他并没有说完整个故事。完整的故事应该是：“美联储先在大家的空酒杯上倒满了美酒，然后在大家准备开始庆祝的时候拿走他们的酒杯。”这事实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作弄人的把戏。这种逆周期的货币政策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试图用逆周期的货币供应来“烫平”经济周期。

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洞见是否与奥地利学派吻合？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奥地利学派始终认为，货币的选择应该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都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而不应该是由某个“权威机构”垄断。这样的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货币政策相当于人为地试图让货币中立。正如米塞斯所说，这样的货币政策相当于：“在一个被车压过的人身上，让车再倒退压过他一次。”

在研究商业周期之前，许多学者并没有很好的区分“人为的周期”和“自然的经济波动”。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消费者的偏好在持续变化；照片在不停地被采尽和发掘；科技在不断地进步。这些变化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都会使得经济出现波动。当面对由生产力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时，人为减少货币供应量和先前提到的“人为制造通货紧缩”的手法无异。在经济衰退时，在经济照片重新分配之时增加货币供应，事实上延缓了市场重新调节和分配的过程。比如，那些收不回投资的项目不能够马上被清算，那些低效项目中的照片没有能够更快地进入高效的项目。因此这样的政策原则不仅会埋没大量的生产力创新，还会人为地制造和延缓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许多市场派的人士经常批评央行的降息行为，认为央行降息是一种“放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新货币主义的一些看法。传统的货币学派在货币供应上有一些洞见是有价值的。比如最早弗里德曼提出的百分之三原则，到近些年为央行提供政策指引的泰勒准则，这些理论都认为应当将货币供应率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不应该给市场太多预期之外的“惊喜”。前任英国央行的主席Mervyn King也在许多场合提到央行应该保持更高的透明度和原则性（King同时也是完全储备金的支持者）。新货币主义在央行的货币政策上的主张则更激进，他们认为央行不应当设定基准利率，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央行应该把利率设为零。在他们眼中，央行的基准利率类似于“最低利率”的限制，作用则类似“最低工资法”。取消最低利率的限制，完全放开利率的自由浮动，事实上是贴近自由市场化的做法（许多新货币主义的学者也提到，央行设定的基准利率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无风险利率指标”，这样的“回购率”事实上也是反自由市场的，在自由市场中，我们找不到什幺东西是“无风险的”，这当然包括政府债券。政府也会违约、破产）。当央行降低利率，且基准利率比市场利率要低的时候，央行的行为在预期上刺激了信贷需求，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市场利率在央行降息之后反而上升的情况。因此关于央行降息的行为，我想，也应该深入具体问题，对其的分析不应该停留在喊口号和表面之上。

关于Laissez Faire

自由放任，在西方一般被称作“Laissez faire”，这是一个法语词汇，直意为“让他走，让他做”。许多学者认为这个词对应的是我们中文里道家的“无为”之意。

说到“自由放任”，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自由放任”是经济危机的原因。放任那些疯狂和贪婪的炒家无节制地、非理性地对各种标的物进行投机。最后导致一发不可收拾，造成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比如发生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

其实许多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首先，造成2008年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不仅是贪婪的炒家，更是失灵的美国政府。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次贷危机是由华尔街的贪婪和疯狂造成的，那08年以前他们就不贪婪，不疯狂吗？造成次贷危机的元凶之一，即房利美和房地美，事实上是两家美国政府资助的公司（GSEs），它们的创立可以追溯至罗斯福新政。许多垃圾债的背后都有可能与两方甚至美国联邦政府挂上关系。为了满足美国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提出的住房计划，一些政府资助的公司，例如两房，联邦住房借贷银行等，吸纳了那些本来不应该被购买的次级贷款。这样的行为事实上就造成了大规模的道德风险，许多不应该拿到贷款的低收入人群拿到了贷款，许多本来买不起房的人拿到了房屋贷款，拿到这些被称为“ninja loan”的贷款人很可能是无收入、无资产的无抵押贷款。在自由市场中，没有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或者私人机构会像政府或者一些政府资助的公司那样吸纳这些垃圾贷款和债券。那时投机者们的投机对象不再是高风险高收益，而成了看起来“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炼金术。所以，很显然08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是什幺“自由放任”的市场失灵，而是那些具有政府资助背景的公司搅乱了市场秩序的结果。美国政府在危机之后出资拯救了许多本应该为自己错误投资判断负责的企业，结果就是助长了更多的道德风险。许多学者也提出，关于次贷危机，政府的监管不是因为量太少，而是因为质太低（比如其中许多公司涉嫌的欺诈问题）。

米塞斯的洞见

在谈及米塞斯的洞见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哈耶克在货币政策上的主张。

哈耶克在大萧条时期的主张是强烈反对政府增加货币供应来对抗脱货紧缩，他的一个着名的比喻是：依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和抓住老虎尾巴一样，要幺被累死，要幺松手被老虎咬死。

在这里，我想先区别一下自然的通货紧缩和人为的通货紧缩。在许多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眼中，自然的通货紧缩指的是，在货币中立（即货币不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的情形下，由生产力上升带来的通货紧缩，是自然的，健康的。假设本来我们把黄金当作货币，把苹果当作消费品，当黄金产量不变的时候，苹果的产量翻倍。这时我们手中的黄金可以买到相比原来更多的苹果，这样的通货紧缩，即货币单位购买力上升，是健康的。而相比之下，如前文所说，当美联储人为地减少货币供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就是假设苹果产量不变，人为减少黄金的产量），使得货币供应减少，误导了市场参与者（即增加本不该增加的存款，削减了本不该削减的投资，减少了本不该减少的消费），这样的人为通货紧缩，事实上也是一种市场干预，干预了市场的运作机制，破坏了市场信号的传递（比如利率）。

哈耶克在晚年经常提到关于大萧条时期的想法，他对他在大萧条时期的主张很后悔。他明白在当时，经济事实上处于一种“人为通缩”的环境。哈耶克把通货紧缩分为两个范畴，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由生产力上升导致的通货紧缩，即自然通缩。第二种，哈耶克把他称作“二次通缩”，也就是人为通缩。哈耶克在晚年说他很后悔当时他没有主张让执政者或者是政策制定者去解决或者应对“二次通缩”问题。

哈耶克在这点上的理论认识是正确的。然而，他在技术问题上却犯了错误。如果政府应该来解决“二次通缩”问题，根据哈耶克自己的兴趣（对知识的兴趣），政府从哪里能得到解决“二次通缩”问题的知识呢？哈耶克本人在面临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时就一再强调政府的经济计算之不可能性，那他又如何能指望政府能准确计算什幺是自然通缩，什幺是二次通缩呢？如果经济已经处于二次通缩之中，那政府该增加多少货币供应，使得经济系统回归到“正常”状态？我相信哈耶克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同时更相信，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任何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同时可以让他回答：“这个社会需要多少双鞋？需要多少双筷子？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如果这样的问题可以被正确回答，计划经济早就实现了。中央银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闭着眼睛走钢丝”，或者如加里森说的那样，它们是“黑夜里的裁判”。

相比之下，米塞斯则保持了更多的注意力在源头之上。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还有《人的行动》中留下了太多宝贵的洞见。“自由放任”在米塞斯眼里觉不是简单的“无所作为”。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米塞斯的一段话，他说：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does not mean: let the evils last. On the contrary, it means: do not interfere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because such interference must necessarily restrict output and make people poorer (Mises 1944).”

翻译过来就是：“自由放任，并不是指：让邪恶继续存在。相比之下，它的意思是：不要试图干预市场的机制，因为这样的干预必然带来限制的产出以及让人们变得更加贫穷。”

与哈耶克不同的是，米塞斯提倡的是回归市场。依目前的情况，行政参与者由于有政府法币的天然优势而更加独立于市场之外。我们需要回归的是自由市场货币，破除货币的行政垄断。米塞斯在他的着作中反复强调一个完备的货币机制必须是一个“商品货币机制”，而不是一个“信用货币”机制。我们现在身处的，事实上就是一个由各国政府搭建的“信用货币”大厦。

在大萧条时期，米塞斯说的“自由放任”不是指“让错误的货币政策延续下去”。相反，“自由放任”或者“无为”指的是：“不要让邪恶继续存在”，即在一开始就不要试图用人为的、排他的手段（比如各种顺周期和逆周期的货币供应）来制造虚假的繁荣，更不要试图在市场自发调节的过程中干扰市场机制。

同样，在货币的中立性上米塞斯也提供了宝贵的洞见。诚然，在理想化的状态下货币应当是需要保持中立的，即货币的供应不应该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但正如米塞斯说的那样：“货币一定是非中立的，不然它就不存在。”现实中的货币不可能是中立的，并且货币中立也不是什幺上帝的礼物，我们不能指望从天上掉下来一种中立性的货币。如果人为地试图让法币体系中的货币机制保持中立，也就是上文说的“逆周期”式的货币政策，那事实上是另外一种人为的货币干预。从历史上来看，黄金一直都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其原因不是因为黄金是具有完美中立性的货币，而是因为黄金，或者说金本位，能够有效的约束银行或者政府的信用创造，使得这些机构无法放大由货币非中立性带来的经济结构扭曲。

货币的产生是有伦理的。我们都知道制作假币是违法的，是不合理的。其原因很简单，制作假币看起来像是在空气中制造“财富”。这种假象的背后其实并不是“财富”在空气中被创造出来，事实上是一种财富掠夺。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并不是同时出现在大家的口袋里，而是先到了一部分人的口袋里。这样的货币产生事实上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或者说是“购买力转移”，从后拿到新产生货币的人那里转移到了先拿到这些货币的人手里。先拿到新增货币的人和制造假币的人一样，在物价上涨之前他们可以以原先的货币单位购买力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凭空增加货币供应不仅有害经济，同时有悖伦理（一种掠夺）。在当下，一些包装精致的理论认为凭空增加货币供应可以刺激经济，可以增加社会的财富创造。其实这种谬误的逻辑错误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像一个幼儿园的小孩那样问：“如果凭空增加货币可以增加财富，那为什幺这个世界还有贫穷？”

法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产生的伦理。法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需要经过“发掘，开采或者提炼”。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让法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就被创造出来。法币产生的过程中也无法很好地接受市场调节。如前文所说，当政府成为货币的唯一供给者，产生货币的过程中缺失了成本和利润计算，加上缺少竞争的环境，这些都使得法币的供应量一直都是处于一种“抓瞎”的状态。难怪许多央行官员都喜欢说：“货币政策是一门艺术。”他们制定政策的时候估计不仅需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那些所谓“证据”，恐怕更多时候依靠的是“灵感”。

许多人恐怕会认为现在各国的货币竞争，例如人民币与欧元还有美元的竞争是国家制定货币政策的“约束”。诚然，这样的约束的确存在，但这远远不够，这也并不能成为我们支持国家垄断货币的理由。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主张回归“金本位”。其实在我看来，“金本位”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给予人们自由选择。只不过，在历史中人们凡是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普遍选择黄金罢了。没有人可以对未来做出完全肯定的判断。当人们被赋予自由选择，未来的人们会选择什幺我们不得而知，是黄金？是其他的商品？或者，还是类似比特币那样的虚拟货币？

奥地利学派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致力于挑战经济学的各种谬误，各种容易被执政者青睐的糟糕经济政策。也许正如黑兹利特说的那样：“经济学是人类所知的学科中迄今为止被谬误缠身最多学科。”所以，在盲目制定，主张或者支持某些货币政策之前，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米塞斯的话：

“The suggested reform of the currency system and the return to sound monetary conditions presuppose a radical change in economic philosophies.”——Ludwig von 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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