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斑衣戏舞春满楼台 推荐
来源：北京画院文：奇洁
戏，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就不可或缺。不论是与巫术祈祷相关的巫戏、傩戏，还是消遣娱乐的歌舞之戏，均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不曾停歇。《尚书·商书·伊训》中言及商代“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至汉魏百戏，便有可能是由野外进入室内的发展过程。而早在《列女传》中就有称夏桀“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即便是在战乱年代，也有“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场景，文人士夫、权贵阶层在把酒言欢之时，当也有歌舞戏曲软言侬语相伴。
山西榆次区城隍庙
戏曲对于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于教化。元明时代，歌舞也许仍旧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权贵阶层的专属物，但是戏曲却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的逸乐项目。清代文人宋廷魁著《介山记》中有言：“庸人孺子，目不识丁，而论以礼乐之义，则不可晓，一旦登场演剧，目击古忠者孝者，廉者义者，行者为之太息，为之不平，为之扼腕而流涕，亦不必问古人实有是事否，而触目感怀，啼笑与俱，甚至引为佳话，据为口实。”对于农业社会中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而言，所有的“触目感怀，啼笑与俱”的来源并不是仕宦学子手中的经史子集，而是以金声玉振与出将入相来讲述历史典故与风花雪月，同时传递着忠孝节义与礼义廉耻等儒家观念。
（宋）李嵩骷髅幻戏图绢本设色纵27厘米横26.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于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伴随地方戏种不断发展成熟，戏院场地也随之林立。据戏曲专家和建筑研究学者考证，真正意义上的戏台形成于宋代，清代定型。山西运城三路里三官庙戏台建在三路里村大街中心，是整个村庄的标志性建筑，庙中残存元代石刻和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重修三官庙记》石碑，石碑中称：“正殿巍巍，乐楼融美，以为一村之威仪也。”戏台成为一个村庄最为神气的建筑，便可知，处在农业社会的大中国，戏曲对于普通老百姓的重要性。
同时，其间的教化功能，不仅存在于戏曲表演过程的传达，也借助戏台建筑传递着重要信息。山西省榆次区城隍庙戏台建于明代，单檐歇山卷棚顶的正檐下悬有横匾，上书“神听和平”，戏台楹柱上的楹联为：“善报恶报，循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报；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场下场，都在当场。”中国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之说被书成楹联悬于戏台，一句“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又何尝不是人生得意与失意之间的共鸣呢。
（宋）佚名杂剧（卖眼药）图页绢本设色纵28.4厘米横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济楚衣裳眉目秀，活脱梨园，子弟家声旧。
诨砌随机开笑口，筵前戏谏从来有。
画者的眼光总是关乎生活，风俗画中自然就少不了戏楼与戏台，以及对戏剧表演场景的描绘。
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金大定七年（1167）壁画中，描绘了一座立于水面上的干栏式亭台，亭台中有桌边畅饮和弹奏场景，名为“市井酒楼说唱图”。这也许可当作戏楼的前身看待。而宋画中种种戏剧表演场景之生动鲜活，也可以当之为戏台戏楼表演方式的前奏。李嵩的《骷髅幻戏图》中悬丝骷髅偶与后世的提线木偶的相似度极高，《杂剧图》《眼腰酸》杂剧中的戏剧表演场景也十分鲜明，而宋代的婴戏图中也多有戏曲表演雏形的图绘，例如《影戏图》中的婴儿影戏与击鼓、《五瑞图》中的儿童杂剧、《傀儡婴戏图》中的布围傀儡戏与乐器，以及《百子春嬉图》中的影戏等。
（清）佚名康熙万寿图卷第二卷（局部1）绢本设色纵45厘米横391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绘画作品中开始出现有确切形象的戏台建筑。明人绘《南中繁会图》表现了农村田间搭台演戏的场面，干栏式建筑上方三面无墙，台上正有戏曲上演，一幅三折屏风分割了台前幕后，屏风两边当为“出将”与“入相”，幕后下场门处两位演员探出身体；而台下观众众多，正目不转睛地观戏，远处的乡邻也陆续赶来，戏台旁边的小型台为身份高贵的女性听者的观众席，而戏台后面的建筑应当是山村中最为重要的神庙建筑。同样的戏台也出现在了明刊本《鼓掌绝尘》插图庙戏演出《千金记》场面中。有趣之处在于，清人临本《清明上河图》中一处，所表现的水边戏台表演场景与《南中繁会图》极为相似，只是戏台不同，九脊式的台顶，大约可以与中原地区的戏楼实物相较。
（清）冷枚避暑山庄图绢本设色纵254.8厘米横17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宫廷演戏时最为重要的戏楼实景展现。紫禁城内目前现存畅音阁戏台、漱芳斋内室外剧场两处、倦勤斋室内剧场，颐和园尚有德和园戏台，京外热河行宫中曾有清音阁，1945年冬失火焚毁，现存《乾隆热河行宫观剧图》可以为证。清音阁建于热河行宫福寿园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落成，上下三层，依上至下分别为“福台”“禄台”“寿台”，各层檐下均有乾隆御题匾额“清音阁”“云山韶菠”“响叶钧天”。而抱柱上的楹联“渔澡庆那居诗征恺乐，凤悟鸣盛世音矢游歌”，也完美地书写了清代盛世繁景。《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正宗实录一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热河戏台，在行宫之内，屋阁宏敞，左右木刻假山，高与阁齐。”另外在朝鲜学者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以及乾隆年间官员赵翼的《檐曝杂记》中均有关于清音阁的记载。《乾隆热河行宫观剧图》所描绘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清音阁举行一场盛会的场景，而画幅中却并未将福寿园中的清音阁作为主角予以正面描绘，而是因需烘托皇帝的至高无上，将清音阁对面的观剧建筑—两层十间的福寿阁作为画面主角，乾隆皇帝端坐殿内正在观剧。画面中的清音阁虽只有侧面，但也高大宏伟，阁内三层满布演员，清音阁与福寿阁之间的庭院内，大臣、侍卫、宦官整齐排列。《平定台湾战图·清音阁演戏》一幅，则是描绘了乾隆五十三年（1788）孟秋，乾隆款待平定台湾战事有功之臣福康安、海兰察等将领，于清音阁观看吉庆戏的庆贺场景，画面具有较强的真实感，
画家
以工细的手法不仅表现出了清音阁与福寿阁，以及两面观戏廊，同时对于不足寸许的人物个个表现精微，三层戏楼上的演戏场景具有纪实性效果，乾隆帝等重要人物的描绘不失肖像画特征。上述两幅画作成为目前考证清音阁的重要参照对象，但有趣的是，两幅画作描绘的是乾隆五十三年和乾隆五十四年，分别为两个不同时间的两个不同事件，而画面中所表现的建筑物及周遭环境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好似坐在福寿阁里的乾隆一年间从未移动过。更为蹊跷的是，两幅画作的绘画视角完全相同，不乏出自相同画师之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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